吴承恩是障词撰写者之中当之无愧的大家。
首先是数量。虽然我们在很多文人的集子里可以看到障词，但数量一般都不多，而吴承恩的诗文集《射阳先生存稿》里，居然有障词三十九篇之多，其次是文才。明代若干文人的集子里都会见到障词的影子，但也不是人人都有，比如笔者随手查阅的案头李春芳《贻安堂集》、徐中行的《天目先生集》、陈文烛的《二酉园文集》、归有光的《震川先生集》里，碑记墓表这些实用文体都有，偏偏没有障词。原因可能并不是出于不屑，而更可能是不擅这种体式，因为障词用的是四六文，且要配上一阕词，这对很多文人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吴梅《词学通论》把明词衰落归纳为“四弊”，其中的一弊就是科举制度妨碍了词的发展，以致很多文人并不懂词。再次是名头。吴承恩障词的地位并不出于我们今天的关注，清末淮安地方史料《楚台闻见录》中可以见到大商人阎双溪高价求购吴承恩障词的记录。
通检吴承恩的障词，其中代人所作居多，既然代作就是要收润笔的，他老人家晚年大概就以此谋生。署名者和受主也都是当地的官宦和土绅名人，很多涉及漕运衙门和南京各部官员，也包括以上提到的大盐商之类;所贺事除了添丁、升迁、寿秩之外，还有膺奖、奏捷、归田，受封、善举等等。
以下我们就障词形式的特点，来介绍吴承恩的障词创作。
第一、文字上的出众功夫。写障词虽然是俗事，但写作要求实际很高，这可不是急火工夫可以做到的;尤其是送给达官贵胄的障词，要放在大堂里展示，要供清客们雅评，几乎可以称为文字工夫的比拼，所以既送人障词，那就一定非常考究，请专才代写障词，当然就是大多数送礼人的考虑。明后期文坛领袖李维桢为吴承恩写的《吴射阳先生选集叙》中，他注意到集子中障词的特色:
....至于扭织四六若苏端明，小令新声若《花间》《草堂》，调宫徽而理经纬，可讽可歌，是偏至之长技也。大要汝忠师心匠意，不傍人门户篱落，以钓一时声誉，故所就如此。
他称“扭织四六”其实也就是称障词是吴承恩的“偏至之长技”，正是看出了端倪。吴承恩肚里的货色驳杂，释道儒三教皆通，笔下工夫扎实华美，诗、词、论、表、骚、赋、曲、颂及各种启、跋、铭、诔、赞、序、祭文等等无一不精，棋、茶、书、画、兵、医、佛、道等等玩意儿也无一不晓，除了赌以外，百事不缺，天生是写障词的上选。
第二、文学上的出众才华。障词-般都用在喜庆的场合，文字的清晰表述之外更需要烘托气氛，需要非常丰富的想象力和开阖纵横、汪洋恣肆的文学才华，要能说得满天花雨、四座皆惊。以下引一段《贺笛翁太丈七十寿障词并引》，笛翁姓叶，是吴承恩夫人叶氏的本门叔叔，当然也就是吴承恩的长辈，吴承恩称之为丈;叶姓是淮安的大姓望族，笛翁的祖父是弘治年间的户部尚书，因此障词中称其为“司寇之良嗣”，又因其在叶氏门中的地位声望，而有“周大鼎”“鲁灵光"之说;笛翁本年七十，长吴承恩五岁，且曾经对吴承恩有提携之恩，因此吴承恩的这篇障词既发自内心，又因对受主有充分了解而写的非常出色:
....翁司寇之良嗣也。维兹甲族，实望吾淮，而翁又以周大鼎、鲁灵光为叶之镇，不其盛哉?小子则以翁之所履有三:处则为贵公子，出则为贤士夫，倦而归也则为乡耆俊。而平生之节，则又有三变，何也?故方其少也，志意所向，云兴电飞，跃俊骑，构名鹰，雄剑良弓，辉映馳逐。江湖游侠，时候于其门;异端方伎，日列于其前。顾盼指麾，应接有不暇者，人则羡其豪。既而所之既倦，谢遣故常，悬箔而有琴棋，挥金以收书画;横长笛，撰小词，寻奇春雨文亭，避俗水西之馆，论襟投分，皆海内知名士也;则又豪而变为逸。及夫世事改矣，夙心灰矣，目前万幻，付之云烟。于是木鸡独全其天，刍狗泛观乎物，我忘冠裳，冠裳忘我;人劳机械，机械劳人，嗒然一室，不知就为是耶?就为非耶?则又逸变而为达。嘻!翁亦何尝变耶?变者其花叶，不变者其本根。
他把叶笛翁的一生划分为贵公子、贤大夫、乡耆俊三个阶段，而分别描述了其相应的生活方式，方其少时，如何如何，称豪；方其倦时，如何如何，称逸；及其夙心灰时，称达，实在是精准称入木三分，形象称栩栩如生。这种对人物的刻画，无论采用何种形式，都可称为名篇，昊承恩障词形成特殊的地位，实在与他出众的文学才华密不可分。
第三、脱俗的情绪化表述文笔。由于障词的特殊使用场和，一般说来文笔也比较随和，客随主便，代笔尤其如此。但在昊承恩自用的障词中，则会有比较情绪化，比较体现个性的表述。如《赠君伯养吾范公如京改秩障词并引》，范公指嘉婧三十八年至嘉靖四十一年的淮安知府范槚，此人到任后，即与当时丁忧在家、以状元身份出任南京国子监祭酒的沈坤发生纠纷。沈坤因倭寇入侵而散家财募乡兵，时人称为“状元兵”，范槚与人一起告发其私募兵马、居乡横暴，致沈坤在嘉靖三十九年春被捕入狱，不久瘐死。由于沈坤的抗倭行为得到江苏巡抚和漕运衙门的支持，所以范槚的告状很为当地士绅诟病，也因此被漕运总督弹劾借故罢职，近两年后回京重新改任。按说昊承恩是沈坤的发小挚友兼儿女亲家，因沈坤死吴承恩应该痛恨范槚才是。但吴承恩的这篇障词尽管可能是代笔，但仍然可以看出比较公允的评价了范槚在任期间勤政为民的政绩和个人品质，甚至还含有鸣冤的成分。词曰:
劳苦淮阴，迈用里、雅怀全别。试看取，转移造化，变愁为悦。岁旱连天三日雨，雪空万里三秋月。更屹立，砥柱中流，竖如铁。心只为， 苍生切。事可对，青天说。尽平生行履处，古人途辙。世事任教翻局面，勋名自有来財节。 待他年、圣立得贤臣，弘功此。古调满江红。
最后探讨一下吴承恩形成障词绝活与其人生轨迹的关系。前面说到由科举出身而擅长障词的人较少，因为障词所必须的四六文、市井词与科举抵触。这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种现实，障词所需要的，与科举所需要的，实际来自两个不同的文化世界。
吴承恩出生于淮安府山阳县一个小商人家庭。有很充分的资料说明这位老先生当初是位神童，年纪轻轻已经显示出耀眼的文学才华，“射阳先生髫龄， 即以文鸣于淮，投刺造庐乞言问字者恒相属”(吴国荣《射阳先生存稿跋》) ;且精于文墨，“一时金石碑版嘏祝赠送之词，多出其手”(乾隆 《淮安府志》) ;据说，他当年因为学中成绩优秀，“督学使者奇其文，谓汝忠一第如拾芥耳”(陈文烛《吴射阳先生存稿序》)，这种评价，当时一定传为佳话。
但他的仕途走的太艰难——以神童身份荣耀登场，十几岁进学，参加乡试的过程将近三十年，走进江南贡院达七次之多，但最后到六十岁以后，才以岁贡生的身份做了一任长兴县丞、任荆府纪善， 都是八品衔的佐杂小官。
吴承恩同窗和朋友中，有五位以上的进士，有两位状元，其中一位甚至官至朝廷首辅。究竟是什么拉开了他们之间的差距?有人归咎于制度有瑕疵，考场有黑幕、考官太糊涂等等一句话， 文齐福不齐。但我不相信:吴承恩的智力无可怀疑，陷入黑幕或者遇上糊涂考官之类的磨难也不至于总是与他相伴，所有偶然的因素都不能解释吴承恩长达三十年的落拓历程。答案就在于吴承恩的文学挚爱与科举的冲突。明代的科举，已经成为一种以道德为核心，以八股为标杆的选拔制度。它逐步完善的过程，说到底就是一个逐步剔除文学因素而增加道德因素的过程，最终对文学形成了一种制度性的、事实上的淘汰。就如我们在《儒林外史》中看到的，读书人已经分化为两种社会角色:“做举业的" 和“做名士的”，两者的分野就是与文学的关联度。做举业的，懂不懂文学，爱不爱文学实在不是个问题，谁都明白:仕途的敲门砖只能是八股制艺，至于诗词酬唱之类的风雅只有在功成名就之后才能张扬，眼下做-一个范进、马二先生那样的文学白痴不必有任何自卑自责，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些喜欢吟诗作词的就只能做“名士”，名士与做官没有缘分。
吴承恩最大的失败就在于他选择了科举道路却始终不能忘记文学——非不为也， 实不能也——他做不到。
一个以举业为幌子，实际却在躲避父师监管的人，举业不会好到哪去，这是不必怀疑的定理。但同理，一个敢拿功名前程做赌注，倾注精力于文学的人，文学也一定会不负其所望。吴承恩的障词之所以达到了出类拔萃的程度，与他个人生活经历的锻造有关，这是又一个结论。
编辑：信息中心
文 ：蔡铁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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